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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c63.com彩云彩票app可靠吗为民法典编纂建言献策

时间:2019-03-29 16:23 作者:彩云彩票 点击:

  2018年在中国民法学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年,民法典分则立法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2018年3月15日全国人制工作委员会公布民法典分编征求意见稿,2018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了《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确定了未来民法典除总则编外,各分编将由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和侵权责任编构成,其中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与侵权责任编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8年12月23日进行了第二次审议

  2018年,中国民法学界始终高度关注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并积极建言献策。从这一年度民法领域的科研论文来看,本年度的民法学理论研究呈现如下特色:学界除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民法学的发展、成绩及经验外,主要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的适用与民法典的编纂两大问题展开研究,研究范式可谓解释学与立法学并重,既关注传统民法学问题也关注新型前沿问题,既关注热点学术问题,社会热点案件也关注基础理论问题

  2018年民法学界极为关注《民法总则》的适用问题,大致可作如下不完全归纳

  就法人的分类而言,有论者认为民法总则区分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规范意义在于有助于构建“立法和政策对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组织形式设立必要的限制”的逻辑基础,12也有论者认为税法上的营利不该成为法律调整的基准。13

  就捐助法人而言,有论者认为作为捐助法人治理枢纽的“决策机构”的法律地位应取决于捐助人的意思,其既可能是意思决定机构也可能是意思表达机构;14有论者认为宗教活动场所法人中的宗教财产只应归属于宗教组织,国家、集体和私人不宜成为宗教财产权的主体。15

  就法人制度与公司法关系而言,有论者认为部门法无需规定法人的条件和一般规则,《民法总则》“法人章”可能成为公司法制度创新的障碍且会造成规范适用上的冲突;也有论者认为《民法总则》对公司法具有补充适用和漏洞填补的功能,但个别条款确实存在体系违反的问题。16

  作为民法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民事法律行为所涉及的理论问题最为复杂,也是学界研究《民法总则》适用问题的核心议题,学者主要针对民事法律行为类型中的决议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规则等展开论述

  就决议行为而言,有论者认为决议行为和合同行为区分的根本差别在于两者民法哲学基础不一致,《民法总则》将决议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类型是中国特色的体现。17

  就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而言,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围绕恶意串通、显失公平、虚假民事法律行为、行为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等展开:就恶意串通而言,有论者认为恶意串通规范适用范围并不局限于双方当事人,其属于绝对无效事由;18也有论者认为恶意串通应该是相对无效事由。就显失公平而言,有论者认为显失公平规范的正确适用应通过将显失公平的客观要件事实与主观要件事实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量从而得以实现,19也即有论者所主张的“动态体系论”。20就虚假民事法律行为而言,有论者就虚假民事法律行为的适用展开系统论述,主张其中包含的动机因为欠缺效果意思所以不属于意思表示;21有学者在界定虚假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特征后,指出其包含行为人须有两方以上的表意人、双方当事人所表达的意思并非当事人的真意、双方当事人对虚假的意思表示的表达须有通谋这几个构成要件,并主张当事人从事虚假民事行为往往是为了欺骗第三人,故虚假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无效,但是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22就民事法律行为撤销制度而言,有论者认为民事法律行为被撤销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之规则应修正为善意排除规则,其可解决第三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处分权可撤销性时是否适用善意取得规定的问题;23还有论者就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期间问题作了立法论上的研究,主张重大误解的撤销期间应缩短为1个月且起算点宜改为“知道”标准,而因第三人欺诈和因暴利产生的撤销期间宜独立规定为6个月,此外,最长期间的限制宜与最长时效期间保持一致。24

  就《民法总则》中民事权利相关规范而言,除了下文将提及的个人信息之外,学界还主要围绕网络虚拟财产、数据等展开研究。就网络虚拟财产的规定而言,有论者认为从规则适用的逻辑融贯与简练上考虑,应将网络虚拟财产作为特殊的物权加以解释。25就数据保护而言,有论者主张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数据应当得到保护,且因数据上体现的“内容”可以受到个人信息、著作权、商业秘密等保护,所以没有必要再单独增添一个新的专门所有权,但可以依循“绝对权化”的路径,构造一种强度适中的专有权利,从而融入既有的民事权利体系。26

  就《民法总则》民事责任相关规范而言,主要围绕英烈条款和好人条款展开。就英烈条款的适用问题,有论者认为《民法总则》中的英烈条款在适用中不同的请求权人主张的民事责任具有一定差异性,为保证民法的体系自洽性,未来宜归入民法典分则中予以细化规定并删除总则中的这一条文。27针对好人条款中的责任豁免问题,有论者认为《民法总则》单独规定了“好人法”与无因管理制度作出分离,救助人不再承担重大过失责任,也即这是立法者为实现充分鼓励救助的目的而设,并不存在法律漏洞。28

  诉讼时效制度是《民法总则》颁布之后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因为与司法实务极为紧密,学界也存在一定争议:笔者曾主张《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普通诉讼时效衔接应当确立“何时行为何时法、前后交叉用新法”这一时效溯及力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最终也持这一立场。但也有论者认为根据立法法中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民法总则》所确立的三年普通诉讼时效只能针对2017年10月1日之后的行为

  就不适用诉讼时效请求权的规定而言,有论者认为《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不是法律移植的结果,而是选择性接受既有理论共识并进行一定程度理论创新的体现。29也有论者就不动产、登记动产、普通动产的返还原物请求权与诉讼时效区分对待持否定态度

  毋庸讳言,我国此次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争论最激烈的当属人格权独立成编与否的问题,目前官方立场已经明确人格权将独立成编,此可谓民法典编纂中国模式的正式确立,未来民法典将侵权责任编与人格权编均加以独立,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法学理论,为民法学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人格权独立理论主要从人格权的属性、法定性与侵权法的关系展开,此外,个人信息权如何保护的问题受到极大的关注

  就人格权独立成编的问题,理论上主要从人格权的属性、人格权的法定性与开放性、人格权法与侵权法的关系等几个层面展开探讨

  首先,关于人格权的属性问题。虽然有论者认为人格权属于自然的防御性权利,认为其主要目的在于对人格权提供保护和救济而不是权利的行使,这与物权、合同等权利明显不同。但赞成人格权独立成编的论者则认为,伴随着人格权商业化利用制度的快速发展,人格权不再是一个以救济为主的权利,其权利的积极行使特征更为凸显;即使是健康权、身体权等传统人格权法理论认为不能处分的人格权,也存在权利人依法行使的情况,比如捐赠身体器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所以不应当就此否定人格权的积极权能

  其次,关于人格权法定性和开放性问题。有论者认为人格权法定主义有可能限制人格权保护的种类和内容,最终有损人格权的保护。但赞成独立成编的论者认为独立成编将更加有利于保护人格权,人格权的法定不等于人格权的固化,法定性与开放性本身并不矛盾;还有论者从我国人格权保护的历史、宣示性条款的指引价值、人格权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我国不具备宪法保护人格权现实依据等角度论证了人格权法定性将有助于人格权的进一步保护且与其开放性并不矛盾

  再次,关于人格权法与侵权法的关系。曾有论者认为人格权独立成编将割裂侵权法的内在体系。但赞成人格权独立成编的论者认为侵权法无法包含人格权积极行使权能的相关内容,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个独立的请求权,人格权独立成编虽然要注意协调好与侵权编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是矛盾的;而且,民法典人格权独立成编是落实党的十九大保护人格权精神的体现,符合科学立法精神和完善民法典体系的要求

  此外,就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现行草案,有论者认为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人格权编(草案)》,是对我国长期以来的立法经验、司法实践以及学理研究的务实总结,也有观点认为现行草案主要属于对现行规范的整合,并无实际创新

  《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的个人信息条款引发了学界的极大关注,分歧点主要集中在个人信息的私人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上,目前民法典人格权编单独规定了“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一章,并试图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加以完善,围绕个人信息展开的讨论甚为激烈,且尚未达成共识

  就其性质而言,有论者认为上述条款中的个人信息属于自然人享有的具体人格权,即个人信息权,也有论者认为其不能被界定为一个普通的私权。此外,对于个人信息权在属于绝对权的同时是否属于支配权,学界也存在一定分歧

  就其保护理念与途径而言,有论者认为个人信息保护应当采取“普遍免费+个别付费”这一新思维;30有论者认为个人信息利用的知情同意原则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重构应坚持以自主为核心价值,以保护与利用的平衡为理念。31有论者认为保护隐私权益应当更多采取公法风险规制与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的框架,而不是寻求一种具有确定性边界的隐私权或个人信息权;32还有论者认为一切个人信息均应当受侵权法的保护,这并不会阻碍信息交流,并就侵权构成要件、救济途径和责任承担方式提出了相应见解

  就其保护的立法技术模式而言,有论者认为我国应以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相关产业发展的平衡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单设特殊侵权责任类型,设立“有限”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以及确立信息控制者和信息处理者之间的连带责任以及免除连带责任的条件,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涉第三方信息处理者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33有论者主张未来个人信息保护法应当通过对个人信息进行类型化区分,从而实现信息保护与信息利用的平衡,对于敏感信息的界定方法提出了定义加列举方法,并提出增加信息处理的情境和目的作为界定敏感信息的考量因素;34有论者认为传统的个人信息个人控制理论忽视了个人信息的社会性、公共性,不仅不能全面反映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而且不能适应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利用的新环境和新方式,未来个人信息保护应从个人控制走向社会控制,所以我国应当从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出发,以社会控制论指导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建立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适应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35有论者提出为促进信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应更新理念,构建一个在“信赖”理念指引下的信义义务制度,以作为对现有制度的补充。36此外,也有论者主张的民法典应当规定信息删除权

  针对新型人格权问题,有论者提出新型人格权司法证成应当进行权利正当性证成,并遵从裁判后果性、司法可行性维度的裁判准则;37还有论者认为应在未来民法典人格权编中将安宁权增设为独立的具体人格权,以摆脱相关司法实践中人格利益保护不力、权利依据不明等法律适用困境,回应审判实务对安宁权概念的确认,满足信息时代民众加强权利保护的现实需求。38

  2018年民法学界对于物权法的适用问题予以持续关注,并且就动产抵押、特殊动产对抗登记主义等问题展开了很有意义的研究。但整体上来说,学界主要关注民法典物权编的编纂工作

  就现行物权法适用中所碰到的问题,深层次而言均是基本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落实问题,学界至少深入研究了如下议题

  针对物权法定这一基本原则,有论者认为物权法定的实质是种类法定,其并不包括、也无需包括设立方式、效力、公示方法、保护方法的法定,地役权的灵活性存在于物权法定内部,其并非物权法定的补充。39

  针对物权法的现行规范,有论者认为物权法的“应当”条款有多重语境,对应着倡导性规范、授权第三人规范、强制性规范,重视多重语境有利于法律条文的妥当设计和法律规范的妥当适用。40

  物权变动作为物权法的核心制度,与其相关的问题自然也成为2018年民法学界的研究热点:其一,有论者认为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具有局限性,并不适用于非基于法律行为取得登记之不动产物权等情形。41其二,针对动产抵押问题,有论者对现行物权法动产抵押制度的不足加以批判,并主张动产抵押的登记对抗要件并非用于解决无权处分时的所有权归属,而是具有不同于不动产登记的消极公示、分配清偿顺位、防止欺诈的功能。42此外,有论者认为,依据物权法和担保法,无法得出动产抵押登记机关需负实质审查责任的结论。43其三,针对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问题,有论者认为准不动产(特殊动产)的登记对抗主义在法理构造上具有“效力不完全的物权变动”对“善意第三人的否认权”,“效力完全的物权变动”对“第三人无否认权”的双重结构,而支撑这种双重结构的核心恰恰在于当事人对“未登记不对抗”和“登记即对抗”规则的善意的制度信赖;44相反,有论者则认为,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所确立的登记对抗主义仅限于实现无权处分之下的交易安全保护,只是重复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法律效果,该条在民法典编纂中应被尽早废止。45

  就民法典物权编的立法问题而言,主要围绕着现行物权法进入民法典成为物权法所应当秉承的基本理念以及现行所有权制度、用益物权制度、担保物权制度和占有制度的立法完善问题

  关于物权编的基本理念问题,有论者主张应当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小修小补”模式,对于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规则应当确立登记、交付都属于公示方式,物权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关系应当加以协调

  关于物权编所有权制度的立法完善问题,有论者围绕民法典物权编的所有权规则,提出应坚持物权法对公有财产调整的形式上的工具价值,以及对涉及公物的价值判断的避免两大主旨,对公法规范进入物权法进行合理取舍,以通过约束私法关系来保障公有财产公共目的的达成,还主张引入“空间”概念解决业主权属及车库归属问题,明确善意取得以合同有效为前提,并适度规定赃物善意取得、确立拾得物激励规则。46就登记机构这一物权法中极为重要的行政机关,有论者提出未来民法典物权编应当对登记机构的权力加以限制,并就不能拒绝登记的情形、引入替代审查机制的情况以及完善更正登记和异议登记制度等提出见解。47此外,还有论者认为应当适当降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行使的条件。48

  关于物权编用益物权制度的立法完善问题,有论者则就未来民法典物权编的完善进行专题研究,主张应当明确用益物权的客体只有不动产,并明确一般效力、行使原则、消灭原因等通用规则,增加典权权利类型,并明确居住权、不动产租赁权、不动产收益权不宜规定为用益物权;立法应赋予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平等法律地位,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应当取消;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内容应当进一步细化,地役权应改称不动产役权,其设定应改采登记生效主义,自己不动产役权应予承认。49此外,有论者主张居住权立法应当与继承编的制度创新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奠定该制度纳入民法典的制度基础;也有论者主张应当细化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的规则,增设居住权、典权;还有论者主张应明确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应该说,用益物权部分最受关注的问题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而民法典应当如何将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政策设计成法律制度又是其中的核心。有论者认为,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收益权能、申请条件与审批程序、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回与退出条件都应当予以明确;也有论者主张物权与成员权的分离即可实现宅基地使用权去身份化的目标。就三权分置改革措施在民法典中的落实,学者们的共识在于用益物权制度中需要规定农地经营权,但对于农地经营权究竟是否是独立的用益物权则存在极大的争议,有论者主张承包经营权流转产生的是经营权承租的后果而没有必要规定独立的用益物权,50也有论者认为这就是一项独立的用益物权;此外,有论者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纯粹的财产权不应具有任何身份属性;有论者则关注土地经营权与破产法如何衔接的问题

  关于物权编担保物权制度的立法完善问题,有论者对此进行专题讨论,提出应当增加让与担保与营业质权,其中让与担保应置于法定担保物权留置权之前;应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海域使用权抵押,权利质权的范围则应采纳正面列举和反面排除相结合的方式;股权质权、知识产权质权、应收账款质权等质权的设定应改采登记对抗主义,以与动产抵押相统一,并需构建统一的动产融资登记公示制度,以建立统一的优先受偿次序;应承认当事人可依约定突破担保物权的从属性,明确代位物并不仅限于金钱且物上代位所取得的法定质权与原担保物权顺位相同;并应认可抵押物可自由转让,并承认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就担保物权的实行方式,应在对担保物权人课以强制性清算义务的前提下承认契约的效力,同时增设强制管理的方式。51还有论者就担保物权编的完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后,提出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应维持现有的担保物权体系,不应将非典型担保纳入其中,同时担保物权总则的内容应当剔除那些并非担保物权共通规则的内容、增加对担保物权不可分性的规定、将担保物权人物上代位权界定为法定债权质权、允许当事人约定担保物权的存续期间、明确担保物权因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而消灭并认可混合共同担保中担保人之间的追偿权;就抵押权的完善而言,应当允许民办学校、幼儿园或医院以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等抵押,规定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抵押财产的从物、添附物,认可流押契约的效力,完善抵押权与租赁权的冲突规则,增加对共同抵押权的规定;应当增加金钱质押的规定,明确票据和仓单质权的设立要件及界定应收账款的范围,明确规定特定情形下债务人消灭留置权的权利,明确留置物被抵押时留置权也优先于抵押权,缩短债权人给予债务人的宽限期限。52就上述提到的抵押物转让问题而言,有论者主张中国民法典应以抵押物的自由转让和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为基础,通过创设抵押人的除去抵押请求权、抵押权人的代价清偿请求权和抵押物取得人的代价清偿除去抵押请求权,以实现抵押权追及效力的缓和。53此外,还有论者认为将反向抵押权纳入民法典物权编既具有客观必要性,又具有现实可行性,应围绕主体(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客体和当事人权益等问题展开。54

  关于物权编占有制度的立法完善问题,有论者认为民法典占有制度应当从占有与占有人的涵义,占有权利与样态的推定,直接占有人、间接占有人与占有辅助人的涵义及其判定,占有的变更、移转、合并与分离,善意、恶意占有人的责任及其与所有人等之间的回复关系,占有人(含占有辅助人)的自力救济权与物上请求权,共同占有及其权利行使,占有的消灭及准占有等方面加以确立、建构或完善。55

  就司法实务热点问题研究而言,很多问题探讨跨越了民法总论、物权、债权领域,也有的问题探讨是专门针对民法典分则的某一制度具体展开

  就司法实务中经常发生争议的代理问题,有论者由“榆林产妇跳楼事件”引发了对医疗决定代理这一法律问题的深度思考。有论者认为不宜无条件地断言合同书上盖章的意义在于确认当事人通过书面形式作出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存在有权代理、无权代理以及表见代理的适用空间。85

  同样,合同效力纠纷始终是司法实务的疑难问题:有论者认为开发商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却从事商品房预售交易的行为,属于违反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其效力不受违法性影响;86有论者认为司法机关应以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所确立之合同效力认定规则为裁判路径,全面肯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同样,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在《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较为模糊地规定了“以履行买卖合同担保债权实现”这一问题,导致司法实务裁判分歧极大,对此,有论者主张买卖型担保是一种有效的契约担保,不能解释为传统的“代物清偿预约”“附条件代物清偿”“债之更改”等,亦有别于物权性的让与担保,其兼具债法效力和担保效力,应同时肯定买卖关系的效力。87

  就司法实务中常见的夫妻双方通过“赠与子女财产”来分割共有财产的问题,有论者认为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不应界定为赠与关系,而属于身份法上的“离婚财产清算协议”,具体法律规则适用涉及多方利益的保护;88另一个亲属法领域的典型问题即父母处分子女名下财产的问题,有论者认为宜将父母非为子女利益订立的抵押合同定性为超越对法定代理权之法定限制的无权代理行为,于此并无表见代理适用的空间,唯子女成年后的追认可令其生效。89

  也有论者关注高科技时代的司法适用问题,比如,有论者针对冷冻人体胚胎继承这类物上并存物权与人格利益的现实状况,提出民法学理论必须引入人格物这一概念,从而突破人与物二分思维的局限。90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

  12参见金锦萍:《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组织形式选择——兼论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分类的规范意义》,载《当代法学》2018年第4期

  14参见李晓倩:《捐助法人治理的中国逻辑——以基金会决策机构为中心的考察》,载《当代法学》2018年第4期

  15参见仲崇玉:《〈民法总则〉背景下宗教财产的归属》,载《法学论坛》2018年第3期

  16参见钱玉林:《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适用关系论》,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

  17参见王雷:《〈民法总则〉中决议行为法律制度的力量与弱点》,载《当代法学》2018年第5期

  18参见朱广新:《恶意串通行为无效规定的体系地位与规范构造》,载《法学》2018年第7期

  19参见武腾:《显失公平规定的解释论构造——基于相关裁判经验的实证考察》,载《法学》2018年第1期

  20参见王磊:《论显失公平规则的内在体系——以〈民法总则〉第151条的解释论为中心》,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21参见曾大鹏:《〈民法总则〉“通谋虚伪表示”第一案的法理研判》,载《法学》2018年第9期

  22参见杨立新:《〈民法总则〉规定的虚假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适用》,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23参见武腾:《无效、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与善意第三人保护》,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1期

  24参见耿林:《论民法总则的撤销期间》,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25参见沈健州:《从概念到规则:网络虚拟财产权利的解释选择》,载《现代法学》2018年第6期

  26参见吕炳斌:《论网络用户对“数据”的权利——兼论网络法中的产业政策和利益衡量》,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27参见刘颖:《〈民法总则〉中英雄烈士条款的解释论研究》,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28参见王道发:《论中国式“好人法”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兼论〈民法总则〉第184条的理解与适用》,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29参见杨巍:《论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我国〈民法总则〉第196条的问题与解决》,载《政治与法律》2018第2期

  30参见张新宝:《“普遍免费+个别付费”: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新思维》,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

  31参见田野:《大数据时代知情同意原则的困境与出路——以生物资料库的个人信息保护为例》,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6期

  32参见丁晓东:《什么是数据权利?——从欧洲〈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看数据隐私的保护》,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33参见朱宣烨:《新时代个人信息民事保护路径研究——以存在第三方信息处理者情况下的民事责任分配为视角》,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11期

  34参见胡文涛:《我国个人敏感信息界定之构想》,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5期

  35参见高富平:《个人信息保护:从个人控制到社会控制》,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

  36参见吴泓:《信赖理念下的个人信息使用与保护》,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37参见徐钝:《论新型人格权司法证成的基本准则》,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3期

  38参见方乐坤:《安宁利益的类型和权利化》,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6期

  39参见张志坡:《物权法定,定什么?定到哪?》,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1期

  40参见王轶:《论物权法文本中“应当”的多重语境》,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0期

  41参见章正璋:《论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公信力的范围与限度》,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3期

  42参见庄加园:《动产抵押的登记对抗原理》,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

  43参见高圣平:《动产抵押登记的审查责任——基于裁判分歧的分析和展开》,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

  44参见汪志刚:《准不动产登记对抗主义的一般法理》,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2期

  45参见庄加园:《登记对抗主义的反思与改造:〈物权法〉第24条解析》,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

  46参见梅夏英:《民法典编纂中所有权规则的立法发展与完善》,载《清华法学》第2018年2期

  47参见尹飞:《不动产登记行为的性质及其展开——兼论民法典编纂中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完善》,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2期

  48参见王利明:《我国民法典物权编的修改与完善》,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2期

  49参见房绍坤:《民法典物权编用益物权的立法建议》,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2期

  50参见韩松:《论民法典物权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基于“三权分置”的政策背景》,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5期

  51参见高圣平:《民法典担保物权法编纂:问题与展望》,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2期

  52参见程啸:《民法典物权编担保物权制度的完善》,载《比较法研究》2018第2期

  53参见邹海林:《论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及其缓和——兼论〈物权法〉第191条的制度逻辑和修正》,载《法学家》2018年第1期

  54参见鲁晓明:《论反向抵押权制度在民法典〈物权〉编之建构》,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5期

  55参见陈华彬:《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占有规则立法研究》,载《现代法学》2018第1期

  85参见崔建远:《合同解释语境中的印章及其意义》,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4期

  86参见王轶:《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对合同效力的影响》,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6期

  87参见陈永强:《以买卖合同担保借贷的解释路径与法效果》,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2期

  88参见陆青:《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研究》,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

  89参见夏昊晗:《父母以其未成年子女房产设定抵押行为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决评析》,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5期

  90参见冷传莉:《“人格物”的司法困境与理论突围》,载《中国法学》2018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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